相较于以往而言,关于熙丰二年的岁计议事格外漫长。
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、都察院、国子监
凡内外百司,无一例外,皆是入了公然奏报的行列。
就连相当“冷门”的僧录司、道录司,也被点名公然奏报。
究其缘由,主要是变法革新的缘故。
一则,内外百司的相关奏报,可凸显变法政令的具体执行状况。
考成法、重工商业、清丈土地、设立银行。
一道道政令,都是一等一的上乘政令。
可政令再好,也得执行下去方有成效。
让内外百司的人都上报,目的之一就是检验政令是否具体执行下去。
究竟有没有浑水摸鱼,一问便知。
二则,内外百司的相关奏报,可凸显变法的具体成效。
自古及今,国本不可轻动。
变法,则是少有的可能影响国本的决定。
赵策英以莫大魄力决意变法,难得岁计总结,自然是想要知晓决策是否正确,变法是否有成效。
如此一来,赵策英自然是决定一一点名,尽皆奏报。
往些年,一次岁计可能仅有五成左右的司衙需得上报相关政绩、庶政。
这一次的岁计奏报,却是得百司一一上报。
就奏报时间上来讲,自然是不免被拉长不少。
起初,百官尚且是持笏肃立,面色肃然。
时间一长,却是腿脚发软,站立不稳。
其后,官家便下令移入席位,百官无事上报便坐着听,有事上报便起身奏报即可。
如此,自卯时末至未时末,文武百官足足奏报了四个时辰,关于熙丰二年的岁计奏议,终是奏罢。
就奏报内容而言,以积极向上的好消息为主,夹杂些许可能有隐患的危机。
其中,积极向上的好消息主要是三方面:
一是财政盈余的消息。
户部上报,熙丰二年进项七千二百万贯,这是绝对是近几十年以来少有的大幅度财政盈余状况。
二是存款丰足的消息。
银行上报,熙丰二年进项两万万贯,这也即意味着朝廷解决了燃眉之急,日后若是财政赤字,也有了些许缓和余地。
三是舆论操纵的消息。
国子监上报,熙丰二年累计卖出报纸八十万余份,盈利约莫三万贯钱,这意味朝廷已经有了掌控舆论的力量。
日后,若是报纸遍布两京一十四路,便可作为操纵天下舆论的大杀器。
隐患危机主要是两方面:
一是宗室问题。
一年,单是宗室子弟的宗俸就得发下去六百余万贯,着实是太过骇人。
要知道,三冗问题之一的“冗官”,官吏也才耗费七百万余贯钱财而已。
就这,已经被列为三冗之一。
宗室子弟的宗俸,绝对是三冗问题中“冗费”的主要源头,没有之一。
相比起宗室子弟的宗俸而言,就连官员驿站贪腐贪污的问题都显得没什么存在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