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呃?”我说,“你太太?”
“你没听错。”
“肯定是搞错了。”
“是,错的就是你。”
“我不认得你太太啊。”
“哼!”
“见都没见过。”
“啐!”
“实话实说,真没见过。”
“呸!”
他仔细地打量了我一阵。
“你敢否认送过花给她吗?”
我的心翻了两个后空翻。我开始明白他的意思了。
“花!”他接着说,“玫瑰花,先生,大朵大朵可恶的玫瑰。船都能给它们压沉。小别针上还别着你的名片——”
他喉咙里仿佛汩汩作响,不言语了。我发觉他正盯着我身后看。我一转身,只见门口——我之前没注意到门开了,因为上述对话期间我一直谨慎地往门口方向撤退——只见门口站着一位女士。一瞥之下我就心知肚明。和卢修斯·皮姆如同一个模子出来的女性,如果不是跟他有血缘关系,那可真是倒了大霉了。这就是比阿特丽斯姐姐,那个“不好惹的”。我立刻明白了。她出门的时候玫瑰还没送到,趁我在“螽斯”补充体能期间,尚未被哄好的她悄悄溜进公寓,这会儿她终于现身了。
“呃——”我说。
“亚历山大!”她说。
“咯!”汤兄说。他说的也可能是“嗑”。
不管是什么,总之相当于呐喊或者说战争口号。显而易见,汤兄最担心的事终于被证实了。只见他双目中闪着诡异的光,下巴又延伸出几英寸。他五指张开又合拢,好像是检查手指运作是否正常,能不能胜任干脆利落的扼杀任务。之后,他又“咯”(或者“嗑”)了一声,向前一跃,刚巧踩在我之前用来练习推杆的高尔夫球上,栽了个漂亮的大跟头。此一跤堪称一生难得一见。一时间,空气中仿佛胳膊啊腿啊什么的舞成一团,接着只听嘭一声巨响,公寓差点被掀飞,他在墙上迫降了。
我觉得此刻别无所求,于是脚底抹油溜出客厅,正伸手从门厅的衣架上抓帽子,这时吉夫斯出现了。
“好像有响动,少爷。”吉夫斯说。
“大概吧,”我回答,“是斯林斯比先生。”
“少爷?”
“斯林斯比先生在练习俄国舞蹈,”我解释道,“我觉得他摔断了一些四肢。你最好去瞧瞧。”
“遵命,少爷。”
“要是他真成了车祸现场,那就把他安置在我的卧室,再叫个医生来瞧瞧。皮姆一家老小及其各式亲戚挤了一屋子,是吧,吉夫斯?”
“是,少爷。”
“我想货源已经耗尽了,但万一姨夫舅妈什么的姻亲也跑来摔胳膊断腿的,就让他们在大沙发上委屈一下吧。”
“遵命,少爷。”
“至于我呢,吉夫斯,”我打开大门,在门口驻足片刻,“要去巴黎待上一阵。到时候地址用电报发给你。等家里皮姆和斯林斯比一干人等扫**干净了,及时跟我通报,那时我再回来。哦,对了,吉夫斯。”
“少爷?”
“不遗余力地对这些家伙采取绥靖政策。他们以为——至少斯林斯比(女方)以为,而女方今天怎么以为男方明天也会怎么以为——开车撞倒皮姆先生的人是我。我不在的时候,要竭力把他们哄好。”
“遵命,少爷。”
“好了,你最好还是过去检验一下尸体吧。我先到‘螽斯’去吃午饭,2点钟去查令十字街车站搭火车。收拾些行李,在那儿等我。”
大约过了三个星期,吉夫斯才发来“警报解除”的信号。这期间,我在巴黎及其周边心不在焉地转悠,虽然我挺喜欢这里,但终于能回家了,我还是由衷地高兴。我匆匆跳上飞机,几个小时后,已然身在克罗伊登,全速回归万物的中心。到了斯隆广场那片,我才第一次注意到那些海报。
当时正赶上堵车,我无所事事地左顾右盼,突然间,我的目光被什么看着眼熟的东西吸引住了。定睛一看,我才知道那是何物。
只见一面白墙上贴着一张约100×100英尺的巨幅海报,以蓝红色为主。海报最上面写着几个大字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