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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玲 我有梦想并且敢为它埋单（第3页）

若干年后，她在回忆录里将此事独立成章，取名为《鲁迅就是不回我的信》。

在黑暗中摸索，在挫败中探寻，她郁闷地返回湖南老家。若说离开是疗伤，不如说是前行路上的小歇更为贴切。

动力总在养精蓄锐后爆发，她随千里相寻的胡也频再次踏上征途，回到北京。

这次重返京都，她仍徘徊在文学的殿堂之外，一切源于偶然，在扑朔迷离中向前。

还未寻到适合她的人生轨迹，导演洪深携新片《空谷兰》来到北京。

她在看过此片后，落笔给洪深写信。内容极诚恳，语句平实，富有说服力。

洪深动容。

之后她随洪深前往上海电影公司，参观拍摄过程，并定妆试镜。

“非常好。你的表演很有天赋，拿捏人物内心世界极有天分。”洪深相中了模仿力极佳的她。

面临签约，她在思考与挣扎中，终因不习惯当时影视圈的氛围选择放弃。

总在探寻属于自己的梦想天堂，在一次次辗转沉思之后，她开始了创作。

她的明星梦夭折了，而以此为素材创作的《梦珂》，却于不久之后投稿《小说月报》。

叶圣陶审阅此文，将《梦珂》登在了第一版。

若干年后，她以文字解析了上海之行：“我去演电影不是为了生活，是为了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。”

作品一经发表，反响热烈，她不仅跻身于新锐女作家行列，名气甚至胜过了胡也频和沈从文。

创作源泉丰富，她是敏感的女性作家，再度投稿《小说月稿》，再次凭借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登上第一版。不久之后，另一部小说再次于《小说月报》第一版登载。

多年后，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问及何为“挂头牌”，她哈哈直笑，颇为自豪：“《小说月报》第一版就为头牌。‘挂头牌’也不是我说的。”

她以叛逆笔风，深刻剖析了女性内心的隐晦，成为那个时期的一朵文坛奇葩。

1934年出版过一本《丁玲评传》，有文章称：“中国女作家的头把交椅是属于丁玲了，她的创作，有他人的所不能长。她的创作，造句新颖，结构别致，风格特殊。”

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文化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。怀揣梦想，她选择南下，一番辗转之后，回到上海。

期间，《小说月报》再次登载了她的两部小说。

不安于平凡，总在寻求突破，感受了上海浓烈的青春气息，她与胡也频、沈从文两位青年作家合办红黑出版社，创办《红黑》刊物。

出版社维持的时间极短，倒闭后却令三个年轻人为当时创办刊物而借的一千元本金，煞费脑筋。

佘曼贞是位非常优秀的母亲，她寄出三百元帮助女儿偿还债务。

胡也频接受山东济南省立高中邀请，远赴山东授课。因年轻气盛，他在济南期间，数次发表激烈言论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。

1930年7月，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，经青岛返回上海，并生下一男孩。

接触左翼文化后，胡也频渐渐投身革命活动。

白色恐怖加剧，胡也频、殷夫（白莽）、冯铿等人被捕入狱。

丈夫的入狱，令丁玲万分焦急，她曾在当局放出话：若可传书信，花银元也要与牢里的丈夫通信。

胡也频的最后一封信寄来时，她仍以为入狱关三四年便会释放。没想到，当沈从文陪同丁玲四处奔走之时，胡也频等人被枪决于上海龙华司令部，后人称为“左联五烈士”。

27岁的丁玲被凄厉的枪声，击碎了美好的家庭梦。

经过沧桑洗礼，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她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以女性身份加入此联盟的人，随后她开始了投身革命之路。

关于这个过程，她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经过许多自我斗争的痛苦，我在这里开始认识自己，正视自己，纠正自己……”